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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钟书杨绛印象记******

　　邓国治

　　说真的，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，我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、杨绛夫妇。没想到，才得进门，钱老便先申明：“你们作为朋友来访，我这里当然欢迎；若是为的新闻采访，那么，恕不接待。”

　　我只好换掉了身份，从记者变成读者。其实，首先还是读者，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，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。

　　正好杨绛也在家。读过她的《干校六记》，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、幽默的印象，待得见面，却是位恬静、温柔的女学者。几十年风尘仆仆，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。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，随即笑说：“一听说记者，我先是吓一跳。后见他们来意甚善，这才没有用‘太极拳’的方式……”“太极拳”者，是指拳中的“推”式——拒而不纳也。

　　钱老说：“我不愿意宣传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我只想抓紧时间，多做一点事。宣传，只能给我帮倒忙。《围城》出版后，报纸上一登，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、来信的，向我要书……”

　　《围城》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，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，此后暌违30载，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，印数13万册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；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。除了国内出版的，和香港有它的“盗印”本外，译成外文的，便有英、俄、日、德等国文字。《围城》影响可谓大矣。

　　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，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，著名的《唐•吉诃德》、《吉尔•布拉斯》等都是她翻译的。近年来，开始转向写小说、散文，她诙谐地说：“这两年，眼睛花了，懒得看小字、查字典，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——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，实际上是不务正业！”——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

　　这一“不务正业”，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。《干校六记》由三联书店出版了，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《杨绛小说散文选》。她的文字，情真意真，读来十分亲切；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，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、勒萨日等人的文章。尽管钱老在他为《干校六记》所作的小引里说到“《浮生六记》——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。”《干校六记》还是让人想到了《浮生六记》，也想到了《项脊轩志》、《泷冈阡表》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。尽管时代不同，内容各别，但一个“真”字却是共同的，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。看似身边琐事，细小，甚至是絮絮道来，但由于这一“真”字，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，反而像置身其中，与主人翁共同欢乐，共同叹息，共同着急。我喜欢杨绛的文章，我想，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“真”字上。

　　“文如其人”，钱老夫妇待人接物，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——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。虽是初次见面，但不大功夫，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，很真诚。听说我喜欢书画，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，讲给我听。杨绛已逾古稀，比我年长整整一倍，而她对我们说话，就像同朋友一样，真切而随便，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。钱老也如是，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，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，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，指点着给我们看：“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。喏，你们看，他这里还责备我，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，现在却做不到了。他说这很让他失望……”

　　其实，这是错怪了钱老。人的精力、时间毕竟有限，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、助手，而近年来会议、头衔的有增无减，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。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，什么“吴敬梓研究会”、“水浒研究会”，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……他说：“现在我什么‘会’也不想参加，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，写一点东西。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，我也不想去，都婉谢了……”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“考察”风，和争头衔、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，我感到，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！

　　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，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！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，精通多门外语——他只是自谦地说：“那时要考学位，除主攻一门外文外，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。”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。而其实，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。尤为难得的是，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，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。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《管锥编》，就是他对《周易正义》、《毛诗正义》、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、《老子王弼注》、《列子张湛注》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，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。这里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、德、法、意、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，不论是纵是横，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。

　　而钱钟书先生，除了融汇古今，博通中外，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，有深厚的艺术修养。杨绛，则与其说是贤内助，不如说首先是同志，是志同道合的伴侣。

　　因为是“印象”，因为钱、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，所以，我只是想到哪里，写到哪里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，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。而且，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。但，心里有些印象，不写总觉得不舒坦——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。姑存于此，且待骂声。

　　(1982年7月)

面向世界，习近平如何讲故事？******

　　(近观中国·外交篇)面向世界，习近平如何讲故事？

　　中新社北京9月27日电 题：面向世界，习近平如何讲故事？

　　作者 钟三屏

　　“土地沃壤，稼穑备植，林树蓊郁，花果滋茂，多出善马。”

　　2022年9月开启中亚之行前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，讲述了唐代高僧玄奘描绘撒马尔罕美景的故事。两国上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，从故事中扑面走来。

　　如果说外交是一门关于沟通的艺术，“讲故事”或许正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之一。可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，也可振聋发聩、发人深省，这是故事的力量。

　　作为中国故事的“第一主讲人”，习近平常常在出访的演讲里、在国外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，用讲故事的方式让更多国家的人民听见中国的声音，增进彼此间的了解。

　　细数习近平在外交场合讲过的故事，不难发现，中外绵远悠长的交往历史是其取之不尽的“素材库”。

　　在海上交通枢纽新加坡，习近平谈起当地博物馆里的郑和宝船模型；

　　在佛教起源之地印度，习近平提及白马驮经的典故；

　　在丝绸之路上的伊朗，习近平说到中国使者张骞的副使曾在此受到隆重接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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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图：“郑和宝船” 1：1比例复建船体。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

　　历史长河中，中国与许多国家都结下不解之缘，构成如今相知相识的共同记忆。无论是曾经的驼铃相闻，还是舟楫相望，过往的交流成为如今的故事，也构筑起未来的互动基础。

　　如何让文化背景迥异的听众听得懂中国人的讲述？

　　那些激发文化共鸣的故事，往往能让讲述者与倾听者之间产生奇妙的“化学反应”，这也正是习近平快速拉近彼此距离的诀窍。

　　在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，习近平讲起同一时代的东西方两位戏剧大师——莎士比亚与汤显祖。“每个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，不仅能够感受到他卓越的才华，而且能够得到深刻的人生启迪。”

　　与此同时，他也向在座英国听众介绍，“中国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被称为‘东方的莎士比亚’，他创作的《牡丹亭》、《紫钗记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等戏剧享誉世界”。

　　两位文学巨匠的同频共振，拉近了中国与英国的“文化距离”。

　　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，习近平在谈及海明威和他笔下的《老人与海》时，还特别提起自己的一段轶事：“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，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。我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”。

　　三言两语，几段故事，习近平让听者感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并非文化中的“他者”。

　　面向世界讲述中国，习近平也常常采用讲故事的方式，并多次讲到他自己或友人的故事。

　　在讲述中国的发展历程时，他没有用宏大的场景描述，也没有用任何的统计数字，而是选择了一个与他个人经历紧密相关的村庄——梁家河的变化。

　　在一次外访中，习近平讲述自己在陕西梁家河当农民的时光，“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、睡在土炕上，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，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”，“我很期盼的一件事，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，并且经常吃上肉。但是，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”。

　　紧接着，他说起梁家河如今的变化，“今年春节，我回到这个小村子。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，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，用上了互联网，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，村民们有医疗保险，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，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”。

资料图：陕西省延安市梁家河村风光。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　　作为14亿多中国人民的领导人，在习近平向外界讲述的中国故事中，复杂而深刻的中国今昔之变浓缩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。中国发展的宏大叙事，还原为一处处生动的细节。

　　星巴克董事会名誉主席霍华德·舒尔茨当时也是台下的听众之一，通过习近平的讲述，“梁家河”这个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地名，在他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。发生在这个中国陕北小村庄的故事，让舒尔茨对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共通之处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　　“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。”在谈笑间，在感动中，在回味深长的故事里，人们看到一个具体又可感的中国领导人，也看到一个宏大而复杂的中国。

　　解读习近平讲故事，也为更多人成为中国故事的“主讲人”开启了可能。

　　在互联网时代，每个人都是“价值出口”；在地球村时代，每个人都是“国家名片”。在这个格外需要交流与理解的时代，打动人心的故事，正在成为一门沟通中外的世界语言。(完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